6、囚笼

见面。我应该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不知道如何开口，于是客套地问他们生活与工作还习惯吗。塞缪尔说一切都好。巧合的幸运有时会变成沉重的负担。亲友们痛苦地死去，而他们活到了现在。我又问爱莲的父母是否来过柏林。塞缪尔说他们来过一次，是他和爱玛接待的。

    我问塞缪尔记不记得一个人，弗朗索瓦·卡特，曾经与爱莲合伙开了一间酒吧，他是勒内斯特家的司机的儿子。我请求塞缪尔帮我联系弗朗索瓦，告诉他，他曾经的恋人路德·瑞利安因为进行反对纳粹的地下活动被处以绞刑，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他们从来没有相互背弃。

    “就这些？”塞缪尔说。

    “嗯，我想是的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爱玛呢？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吗？她一直在等你的回信。”

    “我看了她的信，但我想到出入的信都可能受到审查，我写东西经常没头没尾，字也不好看，于是没有写。要真有什么要说的……对不起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她不会介意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呢？”塞缪尔没有回答，我继续问，“为什么放我一马？你最爱的不是法律和正义吗？”

    “法律是实现正义必要的手段。我眼中的法律，不是要枪毙多少人，也不是把所有犯罪分子关起来，而是要修复损坏的秩序和道德。死刑或者监禁都很简单，但劝人向善，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。我认识你那么多年，我愿意相信你是一个好人，即使你有错。”

    “一个疯狂的政党上台了，法律也会变成厕纸。”

    “但正义会回归的。”